开闽进士——薛令之

福安三贤之一

开闽进士——薛令之（公元683—756），字君珍，福建长溪县（今福安）人。他诞生之日，正巧是唐唐高宗永淳二年中秋，便号“明月”。

薛令之儿时聪颖好学，唐神龙二年（706年），24岁的薛令之赴京应试，一举登科，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位进士。唐朝开元中，薛令之历任左补阙兼太子侍讲。当时，李林甫做丞相，独断专权，导致民怨四起。薛令之借题诗表达自己对李林甫专权的不满，被唐玄宗所不喜，薛令之心灰意冷，便托病告老还乡，以全晚节。薛令之回乡后，隐居在灵谷草堂，过着穷研经书、抱瓮灌园的生活。唐玄宗听闻他生活贫困，下了一道““令有司资其岁赋”的圣旨，但薛令之只支取俸禄，从不多取。唐肃宗李亨即位后，十分挂念薛令之，下旨召他回京任职，可惜薛令之已经病故。唐肃宗为薛令之的清廉所感动，敕封石矾津为“廉村”，村前小河为“廉水”，村后山岭为“廉岭”，从此“三廉”名扬远近。

薛令之生前所著《明月先生集》和《补阙集》，今已无存。《全唐诗》仅录其《自悼》和《灵岩寺》二诗。《高岑三廉薛氏族谱》录其诗五首。明清读书人童年必读的启蒙课本《幼学琼林》中的“桃李在公门，称人子弟之多。苜蓿长阑干，奉师饮食之薄”，更是旧时人熟知的名句，我们由此可见薛令之清廉品德对中国读书人深而久远的影响。

薛令之被任命为东宫官“太子侍讲”（又作侍读，职掌讲授经史，《唐摭言》作“左庶子”）是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七月以后的事。也就是他56岁后的最后一次任职。他因此被卷入一个被李林甫冷眼虐待、倾轧排挤的政治漩涡中。

废立太子之争的实质，关系着未来唐朝统治权力再分配问题，在开元争夺得十分激烈，历时24年，直到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五月。宠妃武惠妃死后好几个月，唐玄宗“自念春秋浸高（五十四岁），三子同日诛死，继嗣未定，常忽忽不乐，寝膳为之减”。长安“十六王宅”之中尚在的27个儿子中，选谁做太子呢？他在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（十八子）和忠王李屿（后改李亨，第三子）之间举棋不定。曾向武惠妃表态“当尽力保护寿王”的李林甫向玄宗建议寿王为太子。但玄宗却接受了高力士“推长而立”的原则（长子残废，二子已死，三子为长），终于在六月，宣布李屿（亨）为太子，这就是后来的唐肃宗。薛令之大约在这年后被任命为“太子侍讲”的。补阙大约还兼着，但谏路已绝，徒有形式。东宫官虽品阶不高，但前程未可限量，且唐东宫官“皆用贤德者任之”（《唐六典》），也算是玄宗对他的信赖了。

李林甫虽位居执政，但因为在册封太子问题上下错了“赌注”，内心十分恐惧，“恐异日为已祸，常有动摇东宫之志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他利用玄宗的信任，垄断朝政，企图颠覆太子地位，制造了太子内兄韦坚谋逆一案，太子只好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。朝中不时发生的离奇案件，使令之感到东宫官乃至太子时时处于凶险之中。由于李林甫对东宫的约束，东宫官员的生活十分清苦，《旧唐书》描述林甫的财富时说：“京城邸第田园水皑尽上腴”，就是说他的田屋财产份额极多且属上等。《新唐书》也说他“车马衣服侈靡”，“聚敛”所得胡乱花费，以致府中珠玉乱撒。但薛令之显然十分清贫。且看他的《自悼》诗：
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
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
饭涩匙难绾，羹稀著易宽。
只可谋朝夕，何由保岁寒？
连苜蓿这种马吃的饲料都当作蔬菜摆上桌来，足见东宫教职生涯之清淡。同在朝廷，薛令之与林甫之流比较起来，贪、廉之别有如天壤，但细读此诗似乎另有政治深意，不单为伙食发牢骚。令之作为谏官，以他梗直的作风，对玄宗皇帝在开元末怠于政事，奢靡成风，任用非贤（如李林甫、张国忠、安禄山之流）、追求女色、求仙访道的昏庸行为痛心疾首，觉得要做最后一次谏诤。“只可谋朝夕”云云，难道不是对大唐政权发出的政治警告吗？玄宗偶幸东宫，作为君主阅此诗，本应清醒，但此时昏昏然，很不愉快，索笔判曰：“啄木嘴距长，凤凰毛羽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”。玄宗生了气，却如此斟字酌句地写诗表达不悦，有点不可思议，想必未动大的怒气。《资治通鉴》记此事，还说玄宗在诗后“复题”四个字——“听自安者！”对薛令之下了逐客令。